频繁政变无法拯救土耳其的尴尬

 

7月15日政变当晚的土耳其街道（文源：欧洲时报微博截图）

7月15日晚，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表示，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官当天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土耳其发动政变的军人15日宣称已夺取政权，目前已控制国家电视台TRT。而土耳其总统府网站16日凌晨发表声明说，总统埃尔多安安然无恙，“一小撮士兵”的政变图谋没有成功。

没错，土耳其又发生了军事政变，算起来这应该是第五次。1960年至1997年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4次军事政变，平均每十年一次。这次政变距离1997年的政变已经有19年，终于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微妙平衡还是再次被打破。

那么，为什么土耳其会经常发生军事政变？

在歌德的诗歌《浮士德》中写到，有两种精神寓于我的心胸，一个执着尘世，沉溺于爱欲之中；一个要超离凡尘，向那崇高的精神境界飞升。这种在“灵”与“肉”之间的抉择困境，通常被称为“浮士德困境”。

而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同样面临着两难的困境，这两种抉择分别是世俗化与伊斯兰化。这一次政变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一次关于国家发展方向的路线斗争激化。

 

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小亚细亚开始扩张，奠定了现代土耳其国家的雏形，并且逐渐确立了伊斯兰教信仰。由于土耳其帝国长期控制着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伊斯兰政权，与西欧国家之间冲突不断。

然而近代以来，土耳其帝国早已不复辉煌，在埃及、叙利亚、巴尔干等地区不断发生民族起义，而西方大国的介入对于这个衰朽的帝国更是致命。近代史上爆发过多次近东危机，最终也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同盟国参战失败的土耳其更是支离破碎，1920年《色佛尔条约》的条约确立了奥斯曼帝国的分裂，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达40个。土耳其军官凯末尔继续领导独立运动，击败英国支持下的希腊军队，签订了《洛桑协定》，正式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安卡拉被确定为首都。

凯末尔被土耳其人尊称为“阿塔图克”，也就是“土耳其之父”的意思。凯末尔对土耳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世俗化改革，废除苏丹制，废除伊斯兰教法规，建立世俗学校，改革社会生活习俗等。凯末尔凭借其个人强权在土耳其推行其变革，但当这种强权消逝后，长期的伊斯兰传统又开始在土耳其抬头。

在法国童话故事《小王子》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大致是说有一个土耳其人在1909年发现了小行星B612，但是在一次天文学家代表大会上论证时，因为他的衣服的缘故，没有人相信他。后来土耳其的一位独裁者（即凯末尔）迫使人民穿欧式服装，于是在1920年的演讲时，他的观点得到了所有人同意。换句话说，世俗化更容易让西方社会接受土耳其。

然而，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化的趋势却开始有所加强。正如亨廷顿在 “文明冲突”理论中提到的，文明的差异越来越成为国家选择的重要因素，每个国家都试图通过文明的血缘，来获取国家认同。伊斯兰文明长期作为土耳其国家的主导文明，正越来越来影响土耳其的国家战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被认为是一个狂热的宗教派，美国《时代》周刊评价埃尔多安为表面上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1998年，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引用了一首隐含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思想的古诗：“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们是我们的士兵。”而这首诗被主导世俗化的土耳其军方定为“禁诗”。

土耳其军方是世俗化的坚定支持者，当国家出现困难的时刻，土耳其军方总是会出面，为国家纾忧解难,他们的初衷确实是好的。但是军方的周期性干政也恰恰成为土耳其政治经济动乱的重要原因，打乱国家发展进程，违背了军人不干政的原则。

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一直在作品中探讨土耳其的“世界性”与“本土性”问题，面对土耳其的“尴尬人”处境，为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呼愁”。

的确，就如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跨越着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一半在欧洲，一半在亚洲，土耳其应该好好冷静的思考一下国家的前途命运。毕竟，政变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文/李鹏宇）

责任编辑：台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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