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员丁刚：土耳其军事政变的循环与民主的规矩

 

土耳其16日凌晨发生军事政变危机，土耳其总理发表声明称挫败叛乱，并称目前大部分局势已经处于掌控之中。据外媒报道，政变发生时埃尔多安正在土耳其南部度假，只能通过手机视频向国家发表讲话。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乘坐飞机在伊斯坦布尔机场降落，发表讲话称这是一种叛国的罪行，叛乱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亚洲最西端的区域大国到底怎么了？土耳其人到底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著名时政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刚深度手记将助您了解土耳其的现实社会。

　　丁刚：我们去欧洲，他们去亚洲

　　一、博斯普鲁斯海峡交错而过的轮船(2010.10)

　　汽车像蜗牛一样在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上爬行。“它们去亚洲”，导游先是指着对面同样在爬行的车流说，而后又轻拍着自己的胸脯笑道，“我们去欧洲。过了桥，我们就踏上欧洲大陆的土地”。

　　这立刻让我想起土耳其作家李凡纳利的小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中的那句话：“小伊凡觉得自己在东方是个西方人，在西方是个东方人，他对自己的这种感觉沾沾自喜。”

　　一个小时后，我终于走进了可能是最靠近亚洲的一家欧洲酒店的房间。站在窗前，可以眺望到举世闻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难道这就是一千多年来不同宗教文明一直激烈争斗的战略要地吗？

　　第二天早上，当我站在圣索非亚大教堂那高大宽敞的大殿中，抬头仰望距地面 55 米的圆顶，才多多少少算是捕捉到了一点儿争斗的意味。

　　圣索非亚大教堂始建于公元 325 年，是君士坦丁大帝供奉智慧之神索非亚的地方。从那时起，这座教堂就与这座城市的命运一样，经历了多次战乱。公元 537 年，它成为基督教宫廷教堂，并持续了 9 个世纪。

　　15 世纪中期，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对这座宏伟的教堂进行了全面改造，基督教教堂也就变成了清真寺。今天人们看到的圣索非亚大教堂，也因此而具有了两种不同教堂的特征。

　　圣索非亚大教堂常常被称作是两大文明融合的产物。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不是自然完成的融合，而是一种宗教文明对另一种宗教文明的“改造”。

 

　　今天的土耳其已经成为穆斯林国家中最具世俗化的国家，走在市区中心的商业区，你甚至会有步行在某个欧洲城市街头的感觉。两种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成了伊斯坦布尔的色调。

　　尽管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其领土 97%在亚洲，3%在欧洲，而它的人口中有 99%是穆斯林，但这些年来土耳其一直在努力争取加入西方世界的行列。从经济上看，土耳其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它离西方行列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土耳其现在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在穆斯林国家中，它已经走在了发展的前列。根据 IMF 的预测，2010 年土耳其人均 GDP 将突破 1 万美元大关。通常认为，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一个标志。

　　对于这样一个站在两大文明交汇点上的穆斯林国家，它的走向的确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把土耳其称作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说它既不属于伊斯兰世界，也不属于西方。而土耳其作家穆斯塔法·库尔特的解释是：“我们骑着马来到阿纳托利亚(指土耳其的亚洲部分)，灵魂却还留在那遥远的东方。我们总想成为西方人，但其实还是东方人。”

　　两种说法表明了一个意思，在全球化席卷而来的今天，土耳其面临着身份的选择。同样，欧盟在是否接纳土耳其这个穆斯林国家的问题上，也面临着身份的选择。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接纳土耳其，欧盟的本色将发生变化;假如土耳其不能成为欧盟中的穆斯林成员，那它一定会成为穆斯林世界中的强国。

　　窗外，博斯普鲁斯海峡中，两艘巨大的货轮交错而过，相互鸣笛致意。货轮的速度很慢，却有着既定的航线，它们不会相撞。而对于生活在由这个窄窄的海峡所分隔的两大宗教文明中的人们，要想找到两种不同宗教文明的融合途径，是没有航线可循的。

　　

下一页：塔克西姆广场的抗议(2013.07)

 

　　二、塔克西姆广场的抗议(2013.07)

　　上周的伊斯坦布尔之行，让我有机会走进了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这个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的广场及其周边的商业区，最能显示出土耳其所具有的欧洲风采。

　　行走在步行街上，仿佛漫步在某个欧洲古城之中，完全没有置身于一个有 98%的民众都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感觉。

　　就在一个多月前，一些学生和市民因反对附近的盖济公园(GEZI)改建工程，在塔克西姆广场和步行街举行了抗议游行，进而引发了全国多地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我从广场走进步行街时，正是华灯初上的黄昏时分。在街口处，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和当地居民席地而坐，在大批武装警察的严密注视下，以斋月聚餐的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抗议。

　　不过，他们的抗议已超越了早先的目的，具有了更广泛的世俗化诉求。一位女大学生告诉笔者，她之所以来这里，就是希望土耳其的妇女能够像欧洲妇女一样，享受到更多的自由。

　　土耳其国家电视台TRT上周对颇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教意见领袖人物 Omer Tugrul Inancer 的采访，再次激化了世俗与保守之间的矛盾。

　　Inancer 明确表示，怀孕七个月或以上的妇女不应在公共场合“显身”。这一表态招致很多妇女的反对。在一些城市，孕妇们通过社交媒体的联络走上街头，举行了示威活动。

　　从表面看，土耳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已经偃旗息鼓，政府正设法与当地民间社团建立更为直接的对话渠道，并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盖济公园的改建问题。但是，世俗与保守之间的矛盾却因为这场示威而更多地显现而出，使得这场看上去要比凶猛激烈的埃及革命更为平和的示威抗议活动，具有了同样深远的影响。

　　土耳其今天的成功，在于将宗教隔离于政治治理之外，世俗的力量使土耳其要远比一些其他信奉伊斯兰教占主体的国家开放得更早、发展得更快。但土耳其并没有远离伊斯兰教。世俗的力量能走多远，仍要取决于伊斯兰教传统具有多大的规制力。这样的博弈一直贯穿在土耳其几十年来的发展中。

　　自土耳其发生示威以来，更多评论关注的是土耳其的民主体制，以及这一体制是否具有弹性，但这可能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涉及民主体制不断成熟过程中的伊斯兰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在土耳其年轻一代的不满中，有着渴望更加开放的强烈愿望和政治诉求。这转变成了对更多依靠低层保守力量的埃尔多安的不满。

　　一个潜在的危险是，世俗与保守的尖锐对立，可能会撕裂这个国家。从西亚北非等诸多穆斯林国家看，世俗派的激进往往会引发保守派更为强烈的反弹。埃及仍在尝试寻找在一个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民族国家里建立现代民主体制的“入口”，而土耳其已经走到了解决伊斯兰教如何与民主体制融为一体的关键之处。

　　把土耳其正在发生的事情，置于埃及以及亚洲、非洲的伊斯兰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去观察，我们或许才能感觉到，伊斯兰教这个有着占地球人口四分之一信徒的宗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下一页:军事政变的循环与民主的规矩(2013.07)

 

　　三、军事政变的循环与民主的规矩(2013.07)

　　从土耳其南部名城 Antalya 去 Neveshir，大约要 8 小时车程。我们的小巴停在一个山村旁加油，我忽然有一种重返欧洲的感觉。在欧洲长年的工作中，我见过不少类似的村庄。一幢幢红色与灰色屋顶的小楼掩映在绿树中，连空气中都充满了安宁。仅仅从这个算得上是偏远的山村看，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再算是发展中国家了。至少，它站在了发展中国家的最前列。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2012 年土耳其人均 GDP 达到 10000 多美元。

　　OECD 确定其经济发展程度为“中高”。经济其实只是这个国家发展的一面。在 5 月底以来土耳其各地爆发了示威游行之后，“土耳其繁荣表象下问题堆积”之类的分析充斥着各国媒体。分析这场冲突原因的专家们似乎在忽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土耳其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埃及那样的大动荡？

　　“我们正在和欧洲接轨，所有的法规都要接轨，甚至连我们的市场上能不能买到猪肉也要符合欧盟的要求呢”，染着像欧洲人一样的金发的导游穆罕默德的这番话，会有助于理解土耳其与埃及的不同。

　　“我们有规矩，埃及人没有，他们乱来。”在我问到他对埃及动荡的看法时，穆罕默德先生又补充了一句。

　　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汽车正飞快地行驶在安纳托利亚高原(AnatoliaPlateau)的腹部。这个高原被称作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土耳其正在努力把这座地理上的“桥梁”，变成一座通往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次的“桥梁”。与欧洲的百年接轨，已经使得土耳其的政治规矩发生了很大变化。笔者刚离开土耳其，就获知一家法院对曾参与策划政变的 275 名被告进行了宣判，其中包括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即使是欧洲有些媒体怀疑土耳其政府欲借此打击反对派，它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民主体制循规蹈矩运行的必要一步。

　　军队干预政治，尤其是军事政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在政治上实现稳定延续的痼疾。泰国军方近年来屡屡表态“不会政变”，这反而让人们感到军事干预似乎并没有远离这个国家。而埃及的军方干预表面看来似乎迎合了民意，却加重了这个国家脆弱民主进程被颠覆的担忧。

　　埃及军方干预的方式在土耳其也出现过。自 1960 年代初以来，土耳其军方还曾三次短期执政。土耳其军方的直接干预，并非是想要建立军政府，而是因为民选政府无力控制局势，社会出现剧烈动荡。

　　社会动荡——军事干预——重新过渡到民选政府——再次动荡——再次军事干预，这样的循环往复使民主变得徒有其表。

　　笔者在土耳其逗留期间遇到的所有人，其中虽有不少对现政府不满，但都反对埃及这样的更换政权的方式，原因就是它不符合规矩。土耳其舆论总体上也认为，美国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原因也在于，美国对破坏民主体制运行规矩的作法采取了双重标准。

　　在土耳其这样的伊斯兰教信徒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实现持续稳定的民主制，不是一件易事。即使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已确立了明确的“脱亚入欧”路线图，但规矩的确立与深入人心，还是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下一页:中东局势激烈变动的真实写照(2015.07)　

 

　　四、中东局势激烈变动的真实写照(2015.07)

　　一些韩国游客曾在伊斯坦布尔遇袭。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袭击者是支持新疆独立的一伙极端分子，他们错把韩国人当成了中国人。近段时间以来，土耳其还发生了中餐馆被砸的恶性事件。中国外交部已经对前往土耳其旅行的中国公民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注意人身安全。

　　疆独势力在土耳其的发展不是新闻。不久前，还有来自中国新疆的173 名非法出境者从泰国进入土耳其。但是，发生如此明目张胆的袭击，还不多见。

　　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土耳其的猖獗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相关。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也是土耳其试图追求中东大国地位的政策使然。

　　但是，如果从土耳其近年来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发展状况看，这可能更多显示了其在中东的政治、宗教激烈博弈狭缝中生存与发展的艰难性。

　　在穆斯林国家中，土耳其的世俗化程度最高，从凯末尔开始的世俗化推进算起，迄今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但现在看来，土耳其仍无法摆脱宗教的制约，甚至不得不依靠宗教的力量来保持政治的平衡。

　　土耳其一直试图与那些宗教力量强大的中东国家划清界线。但人们怀疑，在中东地区极端穆斯林力量上升的今天，在传统保守力量面临全球化逼压而对世俗化进程出现强烈反弹时，土耳其不得不向后看。

　　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西方对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的信任度越来越低。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那么现在的局面就是，夹在中间的土耳其面临的是两难选择。

　　试图在两种文明的冲突地带成为独立于两者间的大国，土耳其没有那样的实力。结局很可能是，它不得不在二者间摇摆。

　　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一个证明。这座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不断建造又不断被摧毁的教堂成为不同宗教及其派别势不两立的象征，它的历史就是一个宗教压倒另一个宗教的力量展示。

　　土耳其的难处既来自于中东地区极端力量的突起，更来自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竞争压力的加大。在国内，埃尔多安需要保守势力的支持，以求得对国家和社会控制的稳固性，防止出现在中东其他国家已经发生的革命。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较快发展之后，土耳其受到了全球经济下滑、复苏前景低迷的影响。在整个中东被失业浪潮所淹没的时候，土耳其无法做到一枝独秀。目前土失业率攀升至 11%，创下 5 年新高。土耳其正不断被挤出全球价值链。

　　当全球化的博弈挤压了土耳其的发展空间，如同其他中东穆斯林国家一样，经济问题就会很快转化成为培育极端宗教思想的土壤。

　　两年前爆发的“盖齐公园事件”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表明在土耳其，世俗化进程推进已经不可逆转。当然，这也是引发老一代反弹的原因。宗教的力量不大会轻易退出土耳其社会，在遇到更多冲击而没有余地可以退守时，将会有更强烈的反击。

　　土耳其正在发生的，是正处于激烈变动期的中东的一个真实写照。默许疆独势力的发展并非显示了土耳其的强大，恰恰反映了它的无奈。

责任编辑：台海编辑

文章来源：http://www.taihainet.com/news/military/hqjs/2016-07-16/17338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