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海】教育缘 家乡情 尽己力 服务人

在教育领域工作了已逾半世纪的我，与教育结缘可从在上海出生和之后的年幼生活开始说起。我自小离开家乡上海，到香港落地生根，求学工作，办教育，服务社群。但我对家乡一直不能忘怀，也不忘为家乡尽己之力，教育与服务他人便成为联系我与家乡的桥梁。

　　弃家学为理想

　　我的曾祖父丁甘仁，是在中国医界有名的孟河医派创始人之一。 1917年，他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世代相传医术，叔父丁仲英、父亲丁济万及胞兄丁景源也是悬壶济世。父亲医术精湛，每天求医者络绎不绝，一天要看几十位病人，屋子里挤满了病人，他们那痛苦的面容让我很难过，让我的印象深刻。8 岁时，我随家人定居香港，在香港读书至中学毕业那年，父亲原本想让我传承家业学习医术，但因我自小便喜欢小孩子，故我走上了一条幼教之路。

　　我在少年时便立下两大志向：一是成为幼儿园教师；二是经营童装店，因我可以在童装店外驻足观看大半天，也不会生厌。为了达成我的志向，因而放弃跟随兄姐们一起到外国留学的机会，为的只是要实现我的“幼教梦”。我的广东话发音不标准，无法通过师范学院的测试。纵然我当时通过师范学院笔试的考核，然而面试则要运用广东话读文章，故因发音问题未能通过面试。虽然师范学院考核的结果是我预料之内，但我没有因此而放弃，既然无法用广东话教小朋友，我便到苏浙幼儿园用普通话教学。

　　幼儿园工作让我忙得团团转，但为了获得正规教师资格，当时我要“一身兼三职”：上午教幼儿园；下午教小学，还要当班主任；晚上则修读葛量洪教育学院开办于金文泰中学内的在职合格教师训练课程。因为夜间参加教师培训，不需要考语音，但如果我不教小学，则没有资格修读夜间课程，所以我必须同时读书、教幼儿园及小学。当时只是工作、工作再工作，连用膳时间也只有十分钟，为的是尽快实现理想，成为合格教师。虽然工作非常繁忙，但我不觉得辛苦，为兴趣、为理想的工作，自然可让人忘记疲倦。终于，我于 1964 年在葛量洪教育学院毕业，考取成为合格的教师，正式踏上“幼教路”。

　　办幼教为小孩

　　我每天与孩子为伴，心中只有小孩子，只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而自己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担任幼师工作期间，有一件事触动并启迪了我，就是在我怀孕的时候，小孩子要求我一起“青蛙跳”，当时我心想“大着肚子，又怎么能跳呢？”因而亦让我有所反思，假如有一天我当上行政人员，我一定会在教师怀孕期间安排她们主要负责带领静态的教学活动，相对动态的活动，如唱游、体能、游戏等活动，则由其他教师或助教负责协助，让怀孕的教师既可继续教学工作，也可安心孕育新生命。由于萌生当行政人员的念头，随之便想到创办学校，因而开始觅校址办学。1965 年，我在面对维多利亚公园的维多利亚大厦觅得校址，创办了“维多利亚幼儿园”。开办之初，报读的孩子只有 8 个，尽管孩子少，但家长对我的信任，奠定了维多利亚教育机构的“第一块基石”。

　　为了节省成本，开校之初，我要身兼多职——校长、教师、保姆、司机和杂务。早上，与胞姐李丁毓娟分别驾车，到不同的地点接学生来学校；其后，教书、弹琴都是我；到了放学，我和胞姐再分别驾车，将学生逐个送回家；之后，返回学校抹桌子，又要到露台打扫，处理学校事务，而胞姐还协助我处理学校的财务。

　　不久，学生人数由 8 名增加至 20 多名，因而可以聘请 1 名教师及 1 名兼职清洁工人，分担教学及教室的清洁工作，让我有多一些时间处理校务，并发展学校。当时我心想，“在香港这国际大都市，家长自然希望孩子能说流利的英语”，故我便决定聘请外籍英语教师。当时应聘的数位英语教师中，有一位英国籍教师的来头的确不小，她本身在英国曾教书，她的丈夫是英军军官，故她随丈夫在香港生活。由于她有 1 名婴儿需要照顾，但没有亲人或佣人可代她照顾孩子，因而未能在港继续担当教学工作。有见及此，我便帮她照顾婴儿，好让她可以教书，而我更“管接管送”，每日接送该位英籍教师往返军营与幼儿园。一连串的“配套援助措施”，使那位英籍教师不断引荐合适的同乡来港执教，壮大了幼儿园外籍教师的队伍。

　　任公职为社会

　　除了开办幼儿园之外， 60 年代初我参与港九街坊妇女会的服务，推动德育的教育活动，为青少年筹办有益身心的暑期活动和课程。我担当铜锣湾街坊福利会夜校教育部主任，积极参与东区妇女会的服务。 70 年代成为分区委员会委员，致力推动街坊及妇女福利事务，并需要接触政务处（现称民政处）的人。

　　到 80 年代，正式踏上从政工作。第一届区议会于 1981 年初成立，当时委任了一批议员，在最初数月，政务处邀请我旁听区议会会议；到 1982年，政府又委任了一批区议员，当时我便是其中之一。在 1985 年第二届区议会，我再获委任，当时全香港区议会 132 个委任议席不变，民选议席则由 132 个增至 237 个，主席不再是官方代表，而是由议员互选。 1988 年第三届区议会，各区议会内部选一人晋升市政局，我就是循这途径，于 1989年成为市政局首位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女性议员，亦是区议会与市政局“双料”议员。

　　犹记得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后，政制波涛汹涌， 1994 年区议会换届，不设委任议席，我与部分委任议员物色选区参选。虽然我在议会工作的经验丰富，但却是选举新丁，从中也汲取了很多的教训和经验。记得有次早上落区用大声公扩声器宣传，有居民在大厦投掷西红柿下来，幸好没有掷中我；纵使我带幼儿园学生去旅行，也有用过大声公，但选举时用大声公则是另一回事；原来清晨可以派传单，但要用大声公则要在早上十点半之后。在参加民选的过程中，用大声公、派传单、家访等宣传方式，我统统都做过。正值夏天，就算一幢楼有 26 层，我虽汗流浃背仍逐层逐户家访。一次选举，我瘦了 10 磅。随后，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委任制恢复，我再次被委任区议员。 1982—2011 年期间，我历经被委任、民选、再被委任，担任东区区议员达 29 年之久。其中，2000—2011 年期间，共有 11 年担任东区区议会主席。

　　多年来担任公职与服务社会的经验，让我认识了很多不同阶层人士，亦学习到待人接物的道理——处事对事不对人，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看；而做任何事一定要勤力、谦虚和尽责，并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犹记得我在市政局担任议员时，接触到市政局内针锋相对的议会文化，大大丰富了我的政治经验；在担任东区区议会主席时，纵有不同党派的议员在议会偶有各执己见的议论场面，但他们的出发点也都是为民请命，我则会叫“大家安静听别人讲话”，议员间合作融洽。东区区议会占全港议席最多，有 46 位区议员，议会人数多，开会时间也相对较长。有时与议员相处的时间比家人还长，所以我会选择以诚相待，熟悉每位同僚的性格，有助议会的讨论，而我的管理心得是：“只要肯坐下商量，永远有解决办法；并以柔制刚，谦虚对人，平起平坐”。从政过程中，不但学到很多新事物，增广见闻，最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造福社会。

　　由于要兼顾办学及公职，故懂得分配时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担任表演节目或活动的主礼嘉宾，如敬老粤剧表演、儿童合唱团表演、康体文娱活动等，我都会投入并享受观赏节目，从中亦可当是一种娱乐。多年来服务社会，让我帮助到大众市民之外，更让我获得香港行政当局及特区政府的肯定和表扬。回归前，我分别于 1984 年获英女皇授予荣誉勋章，以及 1991 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回归后，我分别于 2001 年获颁授铜紫荆星章，2006 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以及 2011 年获颁授金紫荆星章的荣誉。直至现在，我仍继续为社会服务，因为我心中的信念是“只要一天社会还需要我，我是永不言休”。

　　尽己力为家乡

　　纵然小时候就离开家乡上海，但上海是我出生及幼年生活的地方，故我对家乡有着一份深刻而浓厚的感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回乡，当时家乡的经济发展开始复苏，并设立了友谊商店，但家乡的人生活仍然艰苦简朴。犹记得我当时穿着花布衣服回乡，受到很多人的注目。此外，最初友谊商店只招待外地人，我可进入友谊商店，但家乡的亲戚不能入内，故我们也只可在友谊商店以外的地方相聚。回家乡探亲之外，我也会到当时由妇联管辖，在企业附设的全托幼儿园探访，关心家乡幼儿教育的发展状况。当时这类全托幼儿园，主要是让妇女可以安心在企业工作而提供的教育与照顾服务。当时看到这些小孩坐在光线不足的教室里，食住、学习也在同一地方。看见家乡的一切情况，我心中燃起小小的愿望，我要尽自己所能，为家乡、为国家的孩子尽微薄之力。

　　除了探访家乡的幼儿园外，我也到广州、昆明、云南、北京、蒙古、肇庆等地探访幼儿园。因此，我除了以私人名义在香港捐款开办港九街坊妇女会丁毓珠幼儿园之外，亦在国内捐款重建或兴建学校，包括重建封开县万禄小学，在内蒙古兴建香港妇协（第九所）丁毓珠职业技术培训中学及自治区段家窑丁毓珠春蕾小学，兴建肇庆市怀集县冷坑镇上爱小学及大旺区希望小秋一村小学等。

　　为家乡，我除了捐款资助上海市妇联的沪港幼儿园外，亦尽献一己之能，担当沪港幼儿园的顾问。因而每两三个月也抽时间到上海，为幼儿园教师开办讲座，教授最先进的教学方法；并为幼儿园引进世界先进的教学理念，建立幼儿计算机室，安排幼儿园教师赴香港学习考察。因积极参与妇联的幼儿事务工作，我于 1989 年成为上海市妇联委员，每年参与会议。到了 90 年代，我成为上海市儿童基金会及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我了解并关注到妇女尤其是患重病的妇女的困难及需要。在 2003年，为了帮助上海患重病的妇女及其孩子，我四处奔走，打电话、登门拜访，联系了 70 多位香港各界知名女性，促成爱心雅集成员与上海市妇联合办“爱心雅集关爱母亲·沪港慈善文艺汇演”，成功筹款 160 万元，作为治疗援助经费。

　　在 2004 年，因我对家乡儿童及教育发展的关注及尽心尽力的付出而获上海市颁发“第七届儿童工作白玉兰奖”，以表扬我对上海市教育的热心贡献。儿童工作白玉兰奖的表彰活动，是要进一步树立“儿童优先”的公民意识，形成爱护儿童、崇尚儿童工作的良好风尚，这亦是我一直对教育所持守的信念，以“儿童优先”，并以“儿童为本”，让每个孩子在人生的起点得到最好的开始。

　　在 2000—2007 年，我更成为上海市政协教育界的委员，参与政协会议，以进一步为上海服务，为上海的教育发展及儿童的福祉尽献己力，冀盼家乡不断发展和进步，成为国际大都会。今日的上海，多次举办全运会、世博会等国际盛事。教育发展更达世界水平，尤其是 2009 年上海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上海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三大领域的测试成绩，均位居参加评估的 65 个国家或地区中的第一，可说是“震惊世界”；随后的 2012 年，上海第二次参加PISA 的测试，在数学、阅读和科学三大领域的测试结果，上海学生仍是所有参加国家或地区中水平最高。

　　看见家乡的繁荣，教育和经济更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我心中感到欣喜之外，实在有不可言喻的兴奋和激动。当年我心中小小向往——愿每个家庭都能成为小康之家，这不但实现了，而且比我所想所愿的更多、更好。我相信家乡的发展是离不开国家的，国家兴则家乡兴，国家强则家乡强。

　　教传承为国家

　　由我 1965 年创办第一间维多利亚幼儿园，发展至 2015 年，维多利亚教育机构在中国已有九所幼儿园，包括上海、深圳、苏州及杭州；在香港有九间幼儿园，以及一所“一条龙”的中小学沪港维多利亚学校。维多利亚教育机构办学半世纪，回望这 50 年办学的点滴，实在百般滋味在心头。而让我最为欣喜的事，就是我辛苦创办及经营的教育事业得以传承下去——女儿孔美琪愿意承传且终身献给教育。

　　谈到教育的传承，可以回头说到在我创办学校之初，因为我是幼儿园校长，美琪当然在维多利亚幼儿园读书。白天，她和同学一起上学；到了晚间，她仍留在学校，我照顾她吃完晚饭，陪她玩好之后，便要处理校务，而她便自个儿在课室玩耍，创造其娃娃梦、扮老师、扮校长。她长大到美国留学，原本打算学医，恰巧她需先修读心理学，转而在儿童医院实习，并同时在大学幼儿园做助教，在这过程中她体悟并意识到了真正的兴趣，于是弃医从教，当时她修读教育学士课程。毕业后，她继续留在美国教书，1985 年她暑假返港探亲，当时正值维多利亚教育机构 20 周年开放日，她眼见学校有很大变化，于是萌生留港发丁毓珠女士和她的女儿孔美琪分别展念头。

　　作为母亲，当然非常乐意女儿愿授荣誉院士衔意承传我的教育事业，加入维多利亚教育机构工作。当时，维多利亚教育机构已创办了两间幼儿园及一所英文小学，为了让美琪可以学以致用，让她得以实践美国学习到的新颖的教学方法，故我鼓励她开办新校。在 1986年，我只是从旁支持并给予意见，让她从投标、选址、装修开始，到聘请老师、招生、接见家长全程亲力亲为，创办了康怡分校。

　　随后，因着女儿的承传，维多利亚教育机构迅速发展。适逢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维多利亚机构在香港的稳固发展，以及建立的口碑，促使其他的省市也有所闻。因缘巧合之下，我们应上海房产发展商之邀请，于1998 年在上海虹桥开设第一所民办的中外合作幼儿园“上海维华幼儿园”。在上海开办幼儿园之初，我们坚持实行同香港一样的办学形式，中英并重的“双语教育”，推广探究学习，办学效果得到上海家长的好评。因而随后继续获邀在深圳、杭州及苏州开办幼儿园，让维多利亚教育机构逐步拓展，亦慢慢扎根，虽由香港开始，但根在祖国。

　　维多利亚教育机构作为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学校，如今仍然不断破旧立新，持续发展与进步，追求卓越而优质的教育。 2003 年开始，维多利亚教育机构引入国际文凭课程——幼小项目（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Primary Years Programme）。2005 年 1 月，首间园校——维多利亚（宝翠园）国际幼儿园，成功通过验证，成为国际文凭课程（简称： IB）的世界学校，随后多间园校相继成功通过验证，也成为 IB 世界学校。而沪江维多利亚学校更是全香港首间一条龙 IB 世界学校，由 2007 年开办，2010—2011 学年有首届 IB 预科文凭毕业生，已有三届学生取得 45 分满分状元，成绩卓越，毕业生的整体平均分达 40 分以上达到 100%的合格率，所有指标皆远高于IB 的全球平均水平。而历届多名毕业生获多所世界最佳学府录取，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波士顿大学、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

　　维多利亚教育机构由我创办之初，已开始并坚持双语学习，至今维多利亚教育机构仍坚守语文教学理念和方针，并不断创新教学法、不断优化课程，继续贯彻“今日两文三语学习·培育明日国际公民”，以及“爱阅读、喜探究、学关怀”的目标及使命。经过我和女儿美琪的辛勤耕耘以及50 年来对教育的坚持，维多利亚已成为誉满香港的教育机构，我们母女两人分别获香港教育学院颁授荣誉院士衔。2013 年，颁授的荣誉院士衔予我，以表扬我对幼儿教育及社会的贡献； 2015 年，颁授荣誉院士衔予美琪，以表扬她对香港、内地以至全球教育所作的巨大贡献。

　　教育的根本，是一种传承，是将知识、文化和品德等，以不同的形式传承给学生，最终是为了培育出未来的优秀人才，以贡献国家。

（摘自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编《我与上海》一书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原标题：【我与上海】教育缘 家乡情 尽己力 服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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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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