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辄恼羞成怒的特朗普 为何能当上美国总统

 

　　

　　“不受控制的愤怒已然污染了社交氛围。每一次的爆发都让下次更为‘合理化’。”插图：本·布斯曼(Ben Boothman)

　　愤怒的宣泄无处不在

　　从贴在救护车挡风玻璃上的攻击性纸条，到口无遮拦的政治演说，整个世界像是突然被愤怒所占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充斥于社会每个角落的对立？

“感谢你们挡住了我的车道。”留在救护车上的一张便条如是写到。

　　在英国纽卡斯尔，一位居民烦透了整天裸体在家的年轻情侣邻居。“看够了你们的屁股、乳房和生殖器，我将会上报你们的淫猥暴露癖!”他在便条上如是写到。而这其实是一件小事，也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这与更为宽泛的讨论无关，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是让邻居产生了不舒服的感觉。但当卡琳·斯通(Karin Stone)(情侣中的一位)将这张便条公布在Facebook之上时，竟然引来了超过15000人对此进行讨论。一档澳大利亚电台节目还特意采访了她。观众们都对此兴趣浓厚，丝毫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这些汹涌的情绪背后都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事情的原委其实无关紧要，只要它能够提供合理的愤怒宣泄口。每个案例中都包含着当事人的“坏脾气”。便条上的自己充满愤怒却又谨小慎微，大小写字母混杂。这位邻居为自己高兴，他对这对新婚夫妇粗鄙、淫猥的行为感到反感。我们总是乐于见到愤怒，并代入自身的体验，而且还想要得更多。

　　一位残障女性的车上被留下了刻薄的便条，上面写着“我看到你和你那年轻健全的女儿，你们走在一起，完全看不出有残疾的样子”;当医疗人员忙着拯救生命的时候，一位女性因为救护车堵住了自己的车道而难以控制怒气。在过去的一年中，英国有3446名机动车司机直接驾车闯过了因道路修理而设置的路障。被这一数字所刺激，有关部门也正在推进应对“路怒”的措施。暴力犯罪的数量并未上升(如果只考虑上报数据的话)，但暴力想象却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政治演讲全程沉浸在愤怒之中。网络暴力和攻击让人们瞠目结舌。

　　唐纳德·特朗普在2015年的竞选活动上。他被称为“‘精英过剩’的终极形态。”图片来源：路透社 摄影师：迈克·斯通(Mike Stone)

　　愤怒在现代化语境中的自我更新

　　我们所见的到底是什么？这背后是否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我们是否又来到了历史曲线中的转折点，潜藏着的危险是否会一次性爆发？社交媒体等等高科技的一切，又是否真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本世纪初，科学家彼得·图钦(Peter Turchin)创立了一门名为“计量动力历史学”(cliodynamics)的学科，通过一系列数学手段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发生。例如，史学中有“精英过剩”的提法，指的是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极度富裕的人数太多，远远超过了掌权者的群体数量，他们之间相互竞争，纷纷将大量金钱砸在竞选之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也被认为是这一现象导致的后果。通过计量动力历史学，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每50年就会遭遇一次“愤怒浪潮”：正如1870年，1920年以及1970年。这些“愤怒”的循环并非总是毫无益处，它也带来了民权运动、各方联合以及女权兴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表现形式是罢工、抗议或骚乱，一起社会运动都起源于不安和动荡。有人认为经济状况才是社会情绪的中心，“康德拉捷夫长波”(the Kondratiev wave)就被用来描述此类时长为40至60年的经济周期，它认为现代世界经济遵循着高低往复的增长循环，而经济停滞是与社会动荡相呼应的，这也正好与50年的“愤怒循环”大体契合。

　　（“康德拉捷夫长波”(the Kondratiev wave)指平均长度约为五十四年左右的经济周期，也称作长波。1925年，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捷夫发表了《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1935年被译成英文)，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中不仅存在短周期和中周期，而且还存在着长期波动。康德拉捷夫分析了法国、英格兰、美国、德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大量经济时间数列，其中包括物价指数、利息率、工资、对外贸易以及生产和消费的统计资料，在此基础上，康德拉捷夫断定存在平均长度约五十四年左右的长周期。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把这个长周期命名为康德拉捷夫周期。

　　康德拉捷夫认为，自18世纪末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三个周期，每个周期都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第一个周期的上升阶段是从18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开始持续到1810至1817年，下降阶段是从 1810至1817年持续到1844至1851年。第二个周期的上升阶段是从1844至1851年开始持续到1870至1875年，下降阶段是从1870至1875年持续到1890至1896年。第三个周期的上升阶段是从1890至1896年开始持续到1914至1920年，下降阶段大约从1914至1920年开始。康德拉捷夫认为，虽然到20世纪20年代为止的这段时期，只包括两个半周期，但资料数据足以证明长周期的存在。康德拉捷夫反对把长周期存在的原因归诸于随机的、偶发的因素或事件。他认为，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

　　熊彼特在区分发明与创新(即发明或发现的应用)的基础上，把创新视为经济周期的原因，从而丰富了康德拉捷夫的分析。按照熊彼特的历史分析，康德拉捷夫的第一个周期是与一组产生革命的重要创新相联系的，特别是开通运河、 筑路、棉纺、煤矿和铁矿的开采以及蒸汽机等。第二个周期产生于修筑铁路和钢铁工业的发展。而第三个周期发生于电力、汽车制造和化工工业发展的时代。）

 

　　朴茨茅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安德拉斯(David Andress)在《文化痴呆》(Cultural Dementia)一书中指出，当今政治生态中“刀耕火种”式的愤怒是对过去历史的刻意遗忘。安德拉斯反对对于历史的浅显解读，如果每件事都是循环中的一部分，那还有什么去值得发现的？不过他也承认，“除非你足够富裕，不然所有事情的解释都会归结到经济原因上来。经济上的匮乏和不安总是会迅速转变为愤怒，成为后续事件的‘替罪羊’。”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教师，我一直在尝试让人们理解，社会总的说来是个暴力和等级分明的地方，”他说。“像你我这样的人希望社会不再那么充斥着暴力和阶级差别，所以会为此努力，但我们从未真正成功过。当人们感觉自己足够安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劝说他们和善地对待别人。”愤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但当它广为流传时，就会成为占据主导性的社会情绪。安德拉斯注意到那些历史上未被愤怒所裹挟的时代，“敌意一直都存在，这就使得和平年代的政策和计划更为重要。”

　　对于愤怒的精神心理学分析并不排斥经济因素，也不将其作为一项“全新现象”所解释，但人类情感中确乎存在现代化语境导致的新生部分。作为极具洞见且颇受欢迎的学术著作《社交网络的心理动力学》一书的作者，艾伦·巴利克(Aaron Balick)表示：“我很确定，愤怒在当下被更多地表达出来。我们所见的是一系列情绪‘传染’的结果，而社交媒体应该为此负一部分责任。愤怒也有从众效应：如果有人将其表达出来，这会驱使更多的人都去表达自己的愤怒。”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重要的不是情绪本身，而是它带来的行为，比如对于情绪的发泄、消化或是压抑。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细小琐碎的事情都能成为扣动愤怒的扳机。有了Facebook之后，成千上万的人都能接触到他人表达的愤怒。不论我们处在康德拉捷夫曲线的哪一点上，我们的生活经历与过去的人都是如此不同，他们只会因为某种“严肃”的大事才会“传染”愤怒，比如烧死女巫。

　　“狂热情绪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对于‘政治正确’的追求中，当你积累了过多情绪，就会爆发出来。比如有些职场上就是如此，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在抱怨，负面的情绪一直堆积，不可能会自我疏导，也没有人去主动解决。”这无疑是事实，很多办公室里一直存在着嘈杂的抱怨，亲近的关系只能由分享负面情绪而形成。正因为你没有合理地对待负面情绪，你才会越来越喜欢抱怨。

　　愤怒亦可区分“好坏”

　　对于职场上的“愤怒”，我们常常束手无策，但社交媒体的出现使我们得以将其转移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你可以浏览论坛和网站，为别人家懒惰的丈夫和麻烦的婆婆感到愤怒不已;也可以找到在政治意见甚至是标点运用方面“志同道合”地大发雷霆的朋友;冲着火车上吵闹的儿童大吼，或是怒骂把自己的狗留在车里的主人，这些桥段天天都会在Facebook上演。巴利克表示，这些社交论坛“使得狂热情绪的‘传染’成为可能”，但同时这也不是百分百的坏事。例如，社交媒体上潮水般的愤怒最终导致了“阿拉伯之春”的发生，还有其他由民众发起的请愿网站或是公益性项目。很多传播甚广的诉求就是从社交媒体上“惹恼”网民的某个故事开始的。

　　特定的情绪爆发可以产生有建设性的结果，而要想区分“好”的愤怒和“坏”的愤怒，就必须思考愤怒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有人冒犯了你，侵入了你的空间，你可能会因此发怒，并且让他‘滚开’，这种目的在于维持个人边界的愤怒也是有‘建设性’的，”巴利克表示。社交媒体的复杂性在于，“有人可能会僭越我们的身份或是信仰体系”。要是有人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碾过你的脚趾，出于对陌生人的礼貌，你可能也不便对此发怒。所以，当你回到线下的真实世界时，虚拟世界中的那一套就不管用了。而我们在网络上进行着“自我声明”的同时，这一行为中的私人边界却随时都可能被他人所入侵。

图片来源： Universal TV/Kobal/Rex/Shutterstock

 

　　如果你有时间躺在床上刷刷手机，也可能会被某条消息给瞬间激怒。这种刺激是否就像我们从吸烟中得到的生理刺激一样呢？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身体肯定会对此作出生理反应(巴利克表示，“总会有身体上的反应，因为情绪并不是一种实体”)，但这种反应可能并不明显。巴伦西亚大学学者纽斯·赫雷罗(Neus Herrero)以30位男性为对象，“刺激”他们产生愤怒情绪，却发现了一系列明显的“矛盾”。本来预测将会上升的皮质甾醇却下降了，而它是促进激素分泌的物质。通常来说，积极的情绪会使人们更愿意靠近情绪来源，而消极情绪使人们想远离它，可赫雷罗的研究也发现“动机导向”并不完全像人们理解的那样，我们对于愤怒也有着足够的“亲近动机”。对此，他解释到：“当我们愤怒时，更倾向于接近让我们愤怒的源头，并寻求办法消灭它。”

　　就像任何刺激物一样，愤怒也有它的附加属性：你会逐渐习惯它，然后开始可以寻找能够让你愤怒的事物。它会给你拥有力量的幻觉，就像绿巨人对自己的破坏能力“引以为豪”的那样。

　　更重要的是，愤怒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健康，也会让整个社会产生改变。不经控制的愤怒会“污染”社会氛围，每次爆发都会为下一次的行为提供“合理化”的借口。而我们已经身处的这个科技时代，会使得愤怒不断被扩大，虽然有时能够得到积极的结果，但多数时候都是毫无目的的宣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位肆意宣泄怒火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行为已经“变味”，对话的大门由此关上，更别提能有对于他人的“共情”。

　　人们对于路障怒不可遏，于是开车直接碾过它们，对着维护路政的工人破口大骂，在此之中，更大的社会不安也在酝酿着。

责任编辑：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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