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韩国”与“鬼岛台湾”，谁比较惨？

上世纪90年代，在一场棒球赛中，台湾输给了韩国，对长期将棒球运动视为最强项的台湾人而言，那是“台耻”。“什么时候开始，韩国棒球水准追上了台湾？”球迷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而韩国队在球赛过程中屡屡使出各种技术性小动作蹭分数，让台湾人深恶痛绝。

从那一天开始，种下了台韩心结，但恶感归恶感，韩国人旺盛的求胜意志，也令人印象深刻。台韩较劲于焉展开。

然后，韩国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后，突飞猛进，快速超越台湾。当年，韩国人均GDP为八千美元，台湾1.2万美元，20年后，韩国3.1万美元，台湾2.5万。对台湾而言，韩国最突出的进步领域：一是台湾强项的电子制造业，一是台湾弱项的消费文化。关于前者，台湾除了尖端半导体技术还保有优势外，其余均遭韩国超车。关于后者，那更是不用提了，台湾年轻世代掀起“韩风”，早忘了甚至完全不知对方是台湾死敌。

对韩国，台湾人尚不至于视之为仇恨的对象，比较精准的心态，应该用“妒羡”来形容。同样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体，台湾FTA覆盖率为9.7%，韩国70%。近30年台湾薪资平均成长率1.4%，韩国3.4%。台湾人对韩国人既妒又羡。

妒羡，致使台湾知识阶层除了关注韩国的“超越”之外，也同时关心韩国的“疮疤”，因此媒体不时在韩国出现问题的时候集中报导，平衡心态。

2015年，韩国年轻世代间炒热了“地狱韩国”的话题，韩国内部的败絮一一露出。“‘地狱韩国’的人们，得忍受政府的人权侵犯与监控、媒体舆论被操控，还有财阀的剥削和自由主义商业化的腐蚀；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连自己都养不活。”“性别不平等、校园虐待、军队虐待、职场排挤与霸凌充斥；有钱人无罪，没钱人有罪，这些都是‘地狱韩国’的自然现象。”

台媒热烈报导韩国疮疤，但在那种“原来我们比较幸福”的意外优越感背后，台湾人内心五味杂陈，因为上述韩国悲歌的歌词，将“地狱韩国”换成“鬼岛台湾”，竟毫无违和感，“鬼岛”处境没比地狱好多少。即便，在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中，台湾排名38，狠甩韩国的47名，台韩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被剥削感，恐怕不分轩轾。

根据统计，2015年韩国20-40岁青年世代，月平均消费约合台币6万元，在首尔要7万元。职场新鲜人平均年薪约台币71万，若任职大公司约90万，中小企业约66万。从消费与所得数据可看出，韩国年轻人不到大公司工作，恐怕是在贫穷线下讨生活。

韩国高达90%的受薪者无法存钱，30%生活在贫穷线下。台湾是46%无法存钱(36%户头存款不到1万)，28%生活在贫穷线下。存款能力取决于“所得-消费”，关键是物价，换言之，台湾物价方面压力较低，这便可能是台湾幸福指数优于韩国的重要原因。

再者，台湾的经济主力是中小企业，韩国是大企业，台湾青年相对于韩国青年，非要挤进大公司，生活的压力才能较轻，可能也是重要因素。也正因此，对经济有起码了解的“鬼岛”知识阶层，不断发出重视中小企业的呼声。

“鬼岛”比“地狱”稍微幸福的关键，便是相对低的物价，与中小企业所能分摊的劳工压力。但也不能不提，长期低廉的物价，显示的是经济的成长缓慢。

今年的韩国疮疤，台媒集中于文在寅失败的“提高最低工资”政策。

2017年起，韩国基本薪资的升幅超越以往的6%，2018年调升幅度创纪录拉到16.4%，2019年再向上调整10.9%。按照台湾经验，调高最低工资是社会最敏感的问题，“一例一休”是蔡英文执政最惹民怨的政策，同样的，韩国也深陷于这项政策正反两面的激烈争议，以及无可避免地恶化了失业率。

最低工资的调升，问题核心在于“分配”。理想上，资方与劳方平均分配各一半的经济成长率。但在实务上，将本求利的企业，挣脱法令对劳工保障的捷径，就是缩减人力，或说缩减全职人力，增加约聘人力。甚至，想办法以自动化科技取代人力。因此劳工不见得是调升工资政策下的受益者，比较多的情况反而是受害者。

最诡异的是，企业会将多支出的人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提升物价，而作为消费者的劳工，其所增加的所得又被物价给吃掉。因此劳资平衡，几乎是个哲学问题，难有标准答案。

文在寅的政策，使得韩国青年更难进入职场，尤其是那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韩国以大企业为经济主力的危机，来自于大企业取走60%的获利，却仅提供4%的工作机会。由财团所构筑的经济下层结构，必然导致财阀政治，而这种政治的特点，就是政府必须一手从财阀手中获取些什么，另一手又得给予财阀些什么，以换得政治稳定。

再者，由科技推动进步的经济体，理所当然会以科技力取代人力，最终伤害到劳工的就业。可而想见，这种恶性循环下是如何造就出了“地狱韩国”。

毫无例外，提高最低工资的恶果，就是低层家庭受害最大，因为他们缺乏进入高门槛的职场的技能。去年第四季度韩国国民收入暴跌，最惨的就是家庭收入同比跌幅高达17.7%的底层20%家庭。以全年度计算，底层家庭劳动收入与前一年相比减少了36.8%。与此相对的，最高收入的20%家庭，比前一年增加了10.4%。

调高最低工资政策的原始目的是公平分配，却造成了更严峻的“分配不正义”，社会一旦进入贫富不均扩大的轨道，必然动荡。因此劳资问题堪称各个先进国家和地区最感棘手的问题。

“鬼岛”在劳资问题上一样险峻，但与“地狱韩国”的差异是，作为台湾缴税大户的许多财团，主要是在大陆创造就业机会，一定程度减少了劳资问题的“面积”。设使这些财团全数移回台湾，按照韩国经验，“鬼岛”会不会“地狱化”呢？这是一个祸福难料的复杂问题。

首尔的零售、小吃店铺，从去年开始快速消失，文在寅政府终于在今年五月坦承，调涨最低工资政策对就业与产业均造成冲击，非财团型的工厂与自营业者首当其冲，小吃零售餐饮与旅宿业者则影响最大。不得不令“鬼岛人”想起去年高雄歇业餐厅业者挂出“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景象。“鬼岛”和“地狱”，在景气大环境不佳的状况下，有着类似的处境，对庞大的劳工阶层采取简明易懂的讨好政策，也双双遭到重创。该勒紧裤带时，还想着大鱼大肉的分配模式，民选政府很难满足这类选民，却又别无他法，不断地粉饰太平或转移焦点，则成了平庸政治领袖的唯一逃生门。

至少，“鬼岛岛主”是这样搞的。

责任编辑：黄荣亮

文章来源：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latq/2019-07-02/22790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