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粹主义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近十几年来，民粹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泛滥，不仅欧洲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持续取得政治上的胜利，2016年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再到今年的乌克兰和欧洲议会选举，都彰显了民粹主义强劲的生命力。可以说，民粹主义已不再是“天方夜谭”，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也不断在改变或创造历史。

　　在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概念从未定于一尊。尽管如此，还是能够厘清民粹主义的本质，即民粹主义是打着“人民”的旗号去反对传统的、由建制派所建构的“政治正确”。简单而言，民粹主义的坐标系中，左翼是指大众反对精英，右翼是指反对移民、反对全球化等。当然，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合流的趋势，在许多国家、地区，这两股力量正在以不同形式相互推进。

　　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一体两面，抑或说民粹主义是民主政治的伴生物，在任何由西方所定义的民主国家、地区里都有可能发生。台湾社会是西式民主与中华文化的嫁接体，无疑也遗传了民粹主义的基因。就台湾当前的形态来说，其更多的表现为左翼的民粹主义。

　　台湾民粹主义是近几年来的新现象，其以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为开端，到韩国瑜的横空出世，再到郭台铭的“破釜沉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台湾民粹主义跟世界上其他民粹主义一样远未消停，而是有继续发酵之态，但到底能走多远，尚是未知数。

　　台湾民粹主义的表征是以柯文哲、韩国瑜、郭台铭为代表的“素人政治”的兴起，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台湾民众对传统蓝绿政党及其政治人物的厌恶甚至反感。众所周知，台湾不是一个同质的社会，族群的多元、政党的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异化皆把其塑造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异质社会甚或分裂社会。

　　这种社会的特点是，主流政党都有着特定的政治追求以及政策偏好，以致于他们上台执政后所推行的政策极易激起反对阵营的抵抗。久而久之，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无能、人民无感，人民就急需要寻找一个“另类”人物来倾诉与逆转这种政治上的失望。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期望和渴求，民粹主义在台湾便应运而生。2014年3月，以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太阳花学运”爆发，揭开了民众反抗上层政治精英的序幕，紧接着的是该年年底的选举，这波民粹主义浪潮，不仅造就了“时代力量”从一成立就取得第三大党的地位，同时还将从未有过政治经验的台大医师柯文哲送上台北市长宝座。

　　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更是将民粹主义运动演绎得淋漓尽致，韩国瑜靠着庶民语言，成功营造起席卷全台的“韩流”。国民党在“韩流”的带领下，不但攻下民进党的地盘高雄市，也帮助其他县市顺利翻盘，一举夺得15席的好成绩。而坚持传统形象和打法的民进党，则在“韩流”的攻势下，显得相形见绌。

　　当然，除了岛内本身特殊的社会环境容易形塑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外，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的民粹主义运动，也使得台湾的民粹政治深受欧美政治的刺激。2016年底，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台湾一些人士和媒体就开始策动、力拱郭台铭出来参加“大选”，不论那个时候他自己是否有意愿。

　　但是，当“韩流”铺天盖地袭卷全岛时，在相关政治力量的助推下，郭台铭由被动变主动，准备一试身手，放手一搏，这是因为他看到了民意的缺口，并推估自己有被民众追捧的特质。因此，郭台铭的参选，让国民党的初选从“非韩不可”很快就急转成了郭韩“两强争霸”。这与其说背后是政治势力的角力，不如说是民众特定政治偏好的投射。

　　在民粹主义的笼罩下，民众比较支持的对象一般是具有“特立独行”之风格的政治人物，例如政治语言、肢体语言以及政策语言都能给人一种“与众不同”“耳目一新”“独树一帜”的听觉和视觉效果。柯文哲的“直言直语”、韩国瑜的“侠义之气”、郭台铭的“敢说敢做”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个性都给自己带来了相互区隔的受众。

　　对于民众来说，“喜新厌旧”似乎已成为家常便饭，所以今天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也有可能在某次选举或政治事件后沦为“明日黄花”，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治人物要保持自己的“热度”，就必须敢于批评对手、敢于挑战传统以及敢于政治豪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持续吸引受众的关注，也才能将受众聚合在一起。

　　基本上，欧美以及东亚地区的民粹政治人物，都会以参与选举作为保持“热度”的手段，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在政党方面，只有奥地利的自由党才加入了联合政府，其他民粹主义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挪威的进步党、瑞士的人民党等，尽管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席次，但几次尝试，都铩羽而归，与组织政府无缘。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问鼎，是基于其身后有共和党这个招牌作为他竞选的政治动员的架构和支撑，如果没有主流政党身份，特朗普难免不会步上华莱士、佩里和布坎南的后尘（三人均为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代表人物，都曾建立民粹政党，但都力量不大，且最终都参选失败）。韩国瑜的参选之路和特朗普几乎是如出一辙。从韩国瑜的政治论述中很难辨识出传统的国民党的符号，但国民党的资源却成为他无形的资产，即国民党的党员或追随者愿意投票给他。

　　因此，当特朗普、韩国瑜甚至说柯文哲都通过独特的“政治艺术”建立了自己较有竞争力的受众群体的时候，他们就会反过来去“绑架”政党，也就是说，不单是参选人对政党的依赖，而更多的是政党对特定参选人的依赖。譬如，起初并不看好特朗普的共和党及其大佬们，在特朗普的民调逐渐上涨之后，也不得不任其“登堂入室”。

　　在某种程度上，韩国瑜就是特朗普在台湾的翻版。再将视线转移到201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假若不是民进党的礼让，进而促成所谓的“绿白合作”，想必柯文哲能否起得来还是个大大的问号，即便一些人会说2018年的“三国演义”还是柯文哲胜出，但其也仅是低空飞过。

　　以上事例旨在说明，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要取得选举胜利，就必须依靠政党组织，只有得益于主流政党的加持，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运动或“革命”。离开了政党本身，民粹主义运动或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很可能就是“昙花一现”，难以延续。

　　换句话说，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试图要获取更高的政治位置，其依然要依附于政党组织，故而民粹主义运动基本上不会对主流政党及其格局造成实质性的改变。相对地，只要受制于既有政党格局，民粹政治人物也就很难“大破大立”，完全采行“个人主义”路线。这种情势下，民粹主义及其运动也就无法成为政党政治的常态，而顶多只是间隙性的偶然发作。

　　总而言之，台湾民众对蓝绿政党的憎恶，而蓝绿政党本身又无法突破这一生存困境，加上历史上的诸多社会运动所提供的多重参照及其经验，在全世界的民粹主义风行之际，台湾的民粹主义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台湾民粹主义的发展，其是否会重组岛内的政治格局，以及是否会由左翼滑向右翼，都是值得关注和警惕的地方。（本文作者许川系东南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台海

文章来源：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mzmj/2019-07-12/22822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