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来厦门历经四次疫情

 

　　台海网3月18日讯（海峡导报记者 曾宇姗 崔晓旭）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由于人传人，扰乱了人们的生活秩序。

　　翻看历史，如此大型传染疾病在中国并不少见，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厦门也多次参与其中。人们积累丰富的防疫经验，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防疫措施，即使已过千百年岁月，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为今人抗击疫情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近日，厦门民俗专家郭坤聪梳理史料向导报记者披露，厦门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瘟疫。但从古至今，中国人都积极应对疫情、战胜疫情，“我们从未放弃与病毒作斗争，这一次也将赢得胜利”。

百多年来 曾发生过四次“瘟疫”

　　地处中国大陆边陲沿海，厦门对“瘟疫”并不陌生。“细数历史上的瘟疫，厦门地区共发生4次。”郭坤聪说。

　　古时，天花、疟疾的流行猖獗。19世纪70年代，英国热带病学者在厦门开展居民死因调查证实，厦门每年因疾病而死者最多的是天花，其次为疟疾。

　　1894年鼠疫暴发，这是全球范围内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疫情传入香港，又经航海交通传入厦门，直接导致的死亡人口为总人口的2%，成为厦门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瘟疫。

　　1932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据当时粗略统计，共有23个省市、306个城市出现疫情，死亡人数多达3万余人。其中，厦门市死亡人数达到595人。

　　2003年，SARS病毒掀起全球性传染病疫潮，全球因其死亡的人数有919人，病死率近11％。厦门虽不严重，但也有人感染，也深受其害。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厦门累计确诊35例。“厦门曾多次遭受瘟疫的侵袭，主要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郭坤聪分析，“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起，由此进出国境的人数日益增多，每次世界级的瘟疫流动，都会对厦门造成影响，甚至产生大流动，给厦门人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威胁和灾难。”

霍乱流行 厦门率先建立检疫制度

　　1873年开始，东南亚地区霍乱流行，上海与厦门两港相继建立检疫制度，遏制疫情传入。

　　根据1894年的报道，香港鼠疫暴发时，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商人在香港贸易者甚多。疫情严重，人皆畏惧，商人们“大半携眷属由香港回厦门”。于是，驻厦门各国领事馆便查取小吕宋(今菲律宾地)避疫章程，照会各政府衙门，“一体照章办理”。

　　“厦门率先成为有检疫制度的港口，还重新订立防疫章程。”郭坤聪说，从那以后，宁波、澳门等地也开始建立检疫制度。

　　时间回到17年前的春天，SARS病毒自广东肇始，一路北上，在北京集中暴发。全国上下启动应急预案，各地资源展开调配，电视、报纸上，新闻动态不断更新。而千里之外的厦门，恐慌在人群中蔓延，货架上的板蓝根、食醋、口罩抢购一空，人们躲在家中，出行、交际大大减少。

　　不同于以往的各自为战，2020年湖北疫情防控，在全国范围内升级成了多方联动的主动应对。由管理、资源、行动三个维度构建起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发挥作用，早预防、早处置，及时控制了疫情；应急部门从单一走向协同，公安、交通、海关、工商等，联防联控成了常态；居家隔离的倡导下，全国人民积极配合，待在家中“为祖国做贡献”，减少了人流聚集。“疫”路走来，中国总结出应对疫情时的方案与经验。勤洗手、戴口罩等生活习惯的逐渐养成，也彰显了人们在疫情中的成长。

 

隔离场所 早在先秦时就出现了

　　郭老介绍，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瘟疫，发生在周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痔也。大痔者何？痢也。”

　　“大灾即大疫，全国流行的传染病，这场传染病波及鲁国。”郭老说。

　　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防疫”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认知。“根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郭坤聪说，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九十余万人死亡，疫情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可见一斑。

　　为了延续生命，人们展开与自然的斗争，不断探索对瘟疫的认识和防治，最先显出成效的，便是“隔离法”。“早在先秦时就对感染病人采取隔离的措施，那时就有专门的隔离场所。”郭坤聪说，中国古代称麻风病为“疠”“疠疡”或“大风”，“疠迁所”便是专门收容麻风病患者的隔离病院，《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证可考，“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而到南北朝时期，隔离之法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还曾设立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疫情防控 药物治疗最为普遍

　　面对瘟疫，除了隔离传染源，药物治疗最为普遍。

　　郭坤聪查阅史料发现，关于古代治疗瘟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记载之外，散见于各类文集笔记之中。“元人笔记《辍耕录》中就有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他说，由于中医的防治，古代许多疫情的蔓延得到控制。

　　开展防控的同时，朝廷还进行多种赈济。嘉靖年间，京城暴发“疾疬”，世宗亲自撰写方书，制成《济疫小饮子方》，令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清康熙十八年，北京瘟疫，康熙皇帝命官员到疫区发放银两，以便安葬逝者，避免腐尸传播疾病，还令大兴、宛平二县设置粥厂，救济疫民……

　　历史上京城街巷中多水井，为防止瘟疫对水源的污染，一旦出现疫情，特别是鼠疫，五城兵马司便对水井加置封盖，防止老鼠及“病瘤”掉入，污染水源，同时疏浚沟渠，及时排泄城中污水。

　　乾隆年间，还曾有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京城的胡同口处，以示民众。

责任编辑：王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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