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中美全球领导权变迭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欧洲与美国肆虐蔓延，美国成为重灾区，造成经济增长下滑及失业率急速攀升，重创其国家竞争力及全球超级强权大国形象。反观中国，因国家发挥紧急动员能力有效消弭疫情危机，防止进一步扩散，普遍赢得国际社会认同与赞赏。

　　  中国在疫情发生之初积极抗疫，为全世界争取时间，本着人类共同命运一体的理念，携手各国共同抗疫。而美国在疫情中应对处置不力，将近百万余人受感染，不仅没有对全球疫情发挥领导作用，反倒成为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重创其全球霸主形象及降低其领导威信与实力，削弱全球领导力，甚至认为疫情将导致全球“去美国化”。

　　  但也有人认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并无受到影响，其地位依然坚固。提出美国在此次疫情应对失策源自于特朗普政府问题而非美国体制问题，美国的领导威信与领导实力皆不会因疫情受到严重削弱。

　　  无庸置疑，相对于中国在自身抗疫取得一定成效后，积极对外提供帮助形塑其负责任文明大国形象，而美国却采取批判中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做法，藉此转移国内政党及民众对其疫情治理不力批判。美国因疫情初期处理不当，带来极大损失，美国政治人物利用疫情灾难指责中国，适逢美国总统大选年在疫情治理危机下转移焦点卸责甩锅中国，导致中美两国原已恶化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这呈现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从而导致地缘政治激烈竞争，疫情肆虐可能会加剧中美的“脱钩”，也影响中、美两大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首先，中美两大国面对此波疫情防控处置所展现的能力、策略及成效，凸显后疫情时代两国综合国力、国家竞争力及全球霸权国地位发展之分界线。中国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扮演者协助者、支持者角色，力图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然因西方国家陷入疫情肆虐，各自为政、领导无方，为平息国内民情激愤以卸责，不断以病毒来源地构陷中国，运用舆论丑化及形象污名化作为攻势，例如在新冠病毒名称“污名化”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批判“中国集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论”，在形象上标签化中国公共建设、医疗卫生水平落后；批判武汉封城及封闭式小区管理、限制交通运输是“罔顾人权”。

　　  其次，美国结合各国向中国索偿债务，并未获得普遍响应，且欠缺国际法基础。全美17个州的总检察长，以联名信的方式要求国会“问责”中国，其共同的身份皆为共和党人。该信继续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对美国各州及联邦造成巨大损失。美国官员已多人曾将其疫情暴发的责任“甩锅”给中国，指责中国隐瞒实际感染数量，传播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实信息。密苏里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中国政府，该州总检察长施密特也是这封信的署名者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中国隐匿疫情，跨部会官员拟将规划“报复性措施”，以惩治或向中国索赔疫情损失。

　　  中国政府则澄清早在1月3日，中方就已开始正式定期向美方通报分享有关信息；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国驻中使馆就已发出赴武汉旅行的健康警告，1月25日美方宣布关闭驻武汉领馆并撤出其人员。2月2日美国政府就已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美国试图锅甩给中国，让中国成为最大的替罪羊，宣称将向中国进行国际求偿。或有论者以为此起诉讼实为“纯属恶意滥诉”，有违基本国际法理。

　　  根据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中国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主权行为，并不受美国法院管辖。此类滥诉非但不利于美国国内的疫情防控，也与当前国际抗疫合作理念背道而驰。提出追偿中国的诉讼实欠缺合理性，例如2019年美国H1N1在美爆发蔓延214个国家，酿致20万人死亡；又艾滋病最先在美国传出；2008年的金融灾难源自美国引发全球危机等，上述疫情、病毒感染与金融灾难皆源自美国，但国际社会并未向美国追讨求偿。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新冠疫情处置方式，质疑其过度亲中偏袒中国，并指示暂停美国的财政支持，甚至批判秘书长谭德塞不适任要求其下台。美国暂停世卫组织的资助，可能弱化全球卫生机构对疾病控制力；削减这些预算将使美国民众及各国人民的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若世卫组织的疾病监测中断，则未被发现的疫情风险可能上升。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古雷斯及不少各国领袖并未追随美国步伐，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中做为轮值主席的美国遭到抵制，英法德义加等国咸认为此时不仅不是要减少WHO资源，反而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共同遏制新冠病毒，并表示对WHO支持与肯定，这对减少全球民众在健康、生命及财产损失有所帮助。尤其是英国加码捐助6500万英镑给WHO，不少国际媒体也批评特朗普的不当做法。

 

复次，中美因疫情延烧至舆论战。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新的指导意见，将来自中国境内的驻美记者签证停留期限制在90天内，并表示此举意在强化美中“对等”。中国批判美国所谓 “对等”，实质上是对中国媒体的偏见、歧视和排斥，是对中国媒体政治打压的升级。中国批判美方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型态偏见，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打压行动。2018年12月，美方要求有关中国媒体驻美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美方将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并采取人数限制措施，变相“驱逐”60名中方媒体记者。且在签证方面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美国驻中记者在中记者证和居留证件有效期绝大部分是一年有效，但根据美方新规定中国媒体驻美记者签证停留期将不超过90天。

　　  再者，美国批判中国盗窃防疫科技及信息。美国主流媒体批评特朗普政府在防疫上贻误时机、应对疫情软弱无力、犹豫不决，刻意淡化疫情危机；质疑特朗普并未在最开始认识到新冠病毒是致命可能会击溃美国防御体系及严重伤害数以百万民众健康及生命的致命力量。美国批判“中国对疫情防控失当，藉此转移焦点”；同时批判“中国窃取其疫苗治疗及测试的知识产权”。例如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即将发布一项警告，指责“中国黑客试图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美国新冠病毒疫苗治疗和测试的知识产权及相关公共卫生数据”。中国则表示本身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且指出中国在新冠疫苗研究和治疗方法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批判美国既拿不出证据，又一味诬陷造谣，是极其不道德的政治行为。

　　  最后，全球化意味着“去中心化”、“去西方化”，尤其可能是“去美国化”。美国是战后全球体系的支撑者、领导者，其国力位居全球第一；但特朗普执政以后重塑美国在全球政经社会新角色，主动放弃承担一些国际责任，与传统盟国关系不再紧密合作。全球体系逐渐产生中心不明显的现象，美国的中心地位越趋下降，在世界舞台加速退位，不再扮演全球协调者角色。这就为中国空出空间及机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换言之，后新冠疫情时代将会产生“多中心化”的现象，导致以往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衰落，以中国为另一中心的全球政经秩序正在崛起，而此崛起更需要中美两大国发挥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美国若不修正对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及战略政治对手国之敌视立场，这将加速中美间战略竞争关系。美国若能公平看待中国崛起，视中国为合作伙伴而非为“假想敌”，中美两大国共同合作就能为全球带来繁荣与和平。

　　  美国新冠感染病例超130余万、死亡人数超过8万，但特朗普宣告美国在检测方面已获胜，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做得都好得多，然此却舆论质疑与批判其对疫情防控的软弱无能。美国前总统欧巴马批判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人的生活中充满自私、搞派系、搞分裂以及视他人为敌的风气更盛，此为美国应对疫情危机一直乏力和欠缺的原因之一。特朗普政府对疫情应对，绝对是一场“混乱的灾难”， 这就可能影响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先将新冠病毒肆虐归咎中国后又归咎欧洲，最终批判卸责世界卫生组织，视WHO为替罪羔羊之行径，恐难在多边主义运作下于国际组织中发挥影响力。

　　  反而是中国从全球防疫的协助者，却变成西方“反中”势力及政府抗疫无能甩锅卸责下的“受害者”。中国模式所展现的道路、理论、制度及文化“四大自信”，有别于西方民主体制运作所产生无效率与无效能的疫情防治效果。这种公共治理及危机处理的“中国特色”有其可借镜参考之处，凸显制度模式优势，不能全然以西方意识型态下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加以完全否定之。换言之，无论是“中国模式”或西方模式公共治理或疫情防治，其实皆有可截长补短、相互借镜之处，中美两大国应携手合作共同防疫，以维护人类生命、健康及安全为共同责任与使命。

作者 柳金财 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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